【攝氏零下三十九度─進入莫斯科孫逸仙
大學】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月，經國先生告別了上海，啟程前往莫斯科。此行搭乘的是一艘貨輪，艙位原先是用來載運牲口，氣味令人欲嘔不止；經國先生在船上看了些書，包括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還細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他在海參威上岸後，改乘火車前往莫斯科。

經國先生初抵莫斯科已是冬天，但每天仍早起：「紅場的大鐘很響亮的打了七下，克立姆宮（克里姆林宮）城上的天色漸漸發出紅光。四十多個中國的男女青年，便整整齊齊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上早操，這是孫逸仙大學的勞動大學生，每天的第一課。莫斯科十二月的氣候，已經非常寒冷，地上的雪已有三、四尺厚；早晨的溫度是攝氏零度以下，街上的電線，都已經變成白色。」

【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
留俄初期，經國先生的思想觀點「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許多人就認為他是同情托派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的臆測也是正確的。」

托洛斯基認為經濟體系應是一種國際體系，而非國族體系；因此，針對不平等經濟系統的革命，不應止於一國革命之完成，這即是「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論點。托派還主張工人階級對革命階段的領導作用。史達林主張「一國社會主義」，亦即俄國自我中心觀點，與托派不合。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托洛斯基發動運動，要求日趨官僚化的俄共接近群眾，組織作業透明化。

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中山大學）當時是托派的重要據點，孫逸仙大學的校長芮德克（Karl Radek）是經國先生的中國史老師，他是托洛斯基學派的開山宗師之一；孫逸仙大學還有一位施凱德先生（Mr. Sheked），他教授政治及經濟，也是托洛斯基的信徒之一。經國先生很專心聆聽李普曼教授（Professor Lippman）的地緣經濟學的課，他經常向經國先生灌輸托洛斯基的精闢主張。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間，史達林對托派發動一波波的攻擊，終於將托派清洗殆盡。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清黨，身在蘇聯的經國先生於信仰及生活環境上立刻陷入困境，於是在孫逸仙大學畢業前退出了托派。

【工人、農民與土地- 打造一個新天地】
經國先生在蘇聯觀察到：蘇聯的共產革命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工人（無產階級）並未佔多數，這和馬克斯的看法不一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蘇聯提出的理論是：農民並不是一個階級，其中有佃農、貧農、中農、富農之別。貧農與佃農，都是田主富農的敵人，他們的經濟利益是接近工人階級的。

為了解決農村經濟問題，基於對農民內部階級的認識，蘇聯在革命成功之後，在農村施行集體經濟政策，將農村的生産工具公有；可是其他私有財産，如房屋、菜園、雞羊等等仍舊私有，生産品必須依照勞動力而分配。

在贛南時期，經國先生的土地改革作為：「頒布命令，各種地租一律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引進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農土地上成立示範農場，並把荒地放給貧農耕作」。

國民政府遷臺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建立的諸多農場，開發的過程剛好與贛南時期相反。先是在蓽路藍縷時期，由國家出資雇請退伍軍人開墾，繼而分發私有土地，但仍由公家提供作業工具，最後再走向各自獨立的私有作業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