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見證歷史 感念猶深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於民國77年（1988）1月13日逝世，到今年滿21年。經國先生一向不喜歡做壽慶生，不過今年4月13日正逢他百年誕辰，與一般生日畢竟不同。總統府特別召集相關單位，組成「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擴大舉辦紀念活動，邀請國人一同來追思這一位曾經對臺灣作出不朽貢獻的總統。

近10年來，臺灣媒體針對中華民國歷任總統的貢獻作過多次民調，經國先生總是名列第一，滿意度曾經高達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懷念的，除了推動十大建設，改善臺灣人民生活，締造經濟奇蹟，使臺灣「升級」之外，就是主導民主改革與解凍兩岸關係，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推動國會改革，以及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等措施。這些政績至今仍廣受國內外人士的肯定與推崇。去年3月22日總統大選開票後，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還特別在給我的賀函中讚譽臺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
（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這與經國先生當年推動民主改革、解凍兩岸關係，有絕對的關係；沒有經國先生奠定基礎，臺灣在國際間就不會有今天的地位與形象。

英九很幸運，能在經國先生一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階段追隨他並學習他的領導風格，同時也見證臺灣民主改革過程中幾個關鍵決策，讓我得到寶貴的經驗與啟示，畢生難忘，也永遠珍惜。經國先生正直、清廉、堅毅、平實、愛民的風格，更是我心嚮往之典範。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讓我看得更清、看得更遠，也更有信心帶領國人往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在這裡，我要以親身接觸到、感受到、體驗到的經國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緬懷，也藉由這篇專文，表達對經國先生為臺灣付出一切的由衷感念。

貳、第一印象 態度親切
經國先生比我大41歲。小時候，只知道他是先總統蔣公的大公子，並無其他印象，也從未見過他。

初中一年級時，舍下從臺北萬華搬到長安東路一段8號三樓，經國先生當時住在18號的一棟平房，相距不到一百公尺，但是從未有任何接觸。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年春節晚上，我們小孩子到頂樓陽臺玩鞭炮，曾經用彈弓夾著點燃引信的大龍炮射出去，打到經國先生家的院子爆炸，結果驚動侍衛人員跑來關切，但倒沒有罵我們。他們絕不會想到，這個頑皮的少年，17年後成為他們「大老闆」的英文秘書。初中三年級時，家父到救國團擔任文教組的副組長，當時救國團主任就是經國先生，是父親的長官，對我而言，還是十分的遙遠。

我對經國先生開始有接觸，主要還是高中畢業以後。而第一次接觸，則是民國57年
（1968）在臺中成功嶺接受大專學生暑期軍訓。當時我被選為開訓典禮中的宣誓代表（媒體誤報為授槍代表，其實授槍代表是趙怡），在率領一萬兩千位受訓學生宣誓完畢後，我跑步上臺把誓詞呈送給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經國先生，他微笑注視著我，接下誓詞，握住我的手，輕輕地說：「謝謝你！」當時我覺得他握手很有力，態度很親切，那是他給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歲，我18歲。

第二次是在兩年後的4月。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訪美時，在紐約廣場大飯店
（Plaza Hotel）門口遭到臺獨聯盟成員的槍擊，黃姓刺客開槍時右手被便衣警察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射到旋轉門留下彈孔。黃姓刺客與另外一名鄭姓共犯立刻被這位便衣警察和經國先生隨行的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共同制伏押走。經國先生並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鎮靜地向隨員表示願意跟刺客談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他當天預定在飯店內對美國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未受影響。經國先生身臨險境、臨危不亂的風範，經過國內外媒體的報導，傳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沒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願意傾聽他們的意見，他顯然瞭解這些刺客心中有話要說。在那個戒嚴的威權時代，大官能有這樣開明的心態，實在罕見。他回國的時候，松山機場萬人相迎，救國團邀請我們青年參加，他走過我們的身邊，很親切的跟我們打招呼。我就覺得，經國先生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風格─他平易近人，毫無僚氣。

談到救國團，這個經國先生在民國41年（1952）手創的青年組織，對當時的青年貢獻很大。它舉辦的活動讓我們學到很多在學校學不到的實用知識與技能，尤其是領導、交友、處事的訓練，讓我們受益良多。以我來說，初中畢業時，我就參加金山水上活動營，學會了游泳與滑沙（近似滑雪的運動）。高中時暑假幾乎年年都去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露營游泳。而上大學之後參加的次數就更多，像國際事務研習會、亞洲青年育樂營、與中美青年學術研習會等等。我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暑假，連續參加三屆中美青年學術研習會。大四暑假還參加了在桃園運輸部隊代辦的駕駛研習營，學會了開車。這些活動，尤其是國際活動，對於國際事務的了解、世界觀的建立、英語能力的磨練、國內外朋友的交往，都有極大幫助。我大三那年參加美國國務院主辦的「亞太學生領袖訪美計畫」甄試，以第一名入選，得以在民國60年（ 1971）初，與10多位亞太學生領袖一同出訪美國70多天，深度觀察這個富甲天下的超級強國。我自覺受益良多，能獲得這個機會，與先前兩年在救國團的歷練，有絕大的關係。

第三次接觸，是在民國63年（1974）我考上中山獎學金準備出國留學前夕。當時經國先生以行政院長的身分，在三軍軍官俱樂部邀請錄取的10多位同學吃早餐，大家都受寵若驚。經國先生的座位和我距離只有2公尺。他問我要去哪個學校？讀甚麼科系？有甚麼計畫？並希望我們在學成之後回國服務。他說話不多，但親切誠懇。那年他65歲，我24歲。一個月後我就出國了，直到7年後學成歸國才有機會再見到經國先生。但他當時對我們中山獎學金同學回國服務的期待，我一直都記得。民國70年（1981）我拿到學位後，只實習了半年就回臺灣了。

另外有兩件事，直接感受到他的風格。第一件是整飭政風。經國先生在民國61年
（1972）5月就任行政院長後，第一次院會提出的改革就是公務員「十項革新」（俗稱「十誡」），包括公務員婚喪喜慶不得超過10桌；不得出入特種場所，除招待外賓外，不得隨便宴客；宴客必須吃五菜一湯的「梅花餐」；上級視察人員不得接受下級單位招待等等。一時之間，雷厲風行。連我當年在桃園一個基層運輸部隊接受駕駛訓練時，都可感受到他們貫徹「十誡」的壓力。當時人事行政局長（經國先生的親表弟）也因涉嫌收賄被起訴，最後判無期徒刑。當時雖有人批評經國先生不近人情，但是如此確實收到弊絕風清的效果，連黨外人士都給予好評。

第二件事，是他處理第一次石油危機。民國63年（1974）初，原油價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漲到超過13美元。國內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政府決定推動「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採取「一次調漲，一次到位」的策略來因應。當時我在高雄左營海軍服役，住在軍官宿舍，訂了一份臺灣新聞報。漲價當天，報上刊出了所有民生物品的新價格。一位每天必喝米酒的老士官特別跑來借看報紙，當他看到一瓶米酒只從10塊錢漲到10塊5毛，高興得笑瞇了眼，大聲說：「還好！還好！只漲五毛錢。」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經國先生的政策很替基層民眾著想，他很照顧弱勢百姓。

參、負笈異鄉 心繫家邦
民國60年代初期，我國外交處境山雨欲來。從保釣運動、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到美國中共上海公報、中日斷交，一連串的挫敗，激起國內罕見的學生愛國運動，引發青年學生對國際政治與臺灣民主的反思。民國60年（1971）初我訪美兩個多月，看盡在美臺、港留學生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回國後立即參與臺大學生的保釣運動，走上街頭到美、日大使館抗議。民國61年（1972）9月底，中共和日本建交，我們還動員各大學師生到機場去向奉命來臺「說得」（日文「說服」之意）的日本特使丟雞蛋。我當時在校園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極度關懷中華民國的國家尊嚴、政治民主、經濟繁榮與社會公平。這些關懷，也跟著我留學美國，到了太平洋彼岸。

民國67年（1978）經國先生就任第6任總統前後，臺灣社會逐漸由追求經濟的富裕轉向關心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隱隱反映了醞釀中的趨勢。當時我人在哈佛唸博士，兼任留學生刊物《波士頓通訊》主編，對於當時國內重大事件都有評論，也偶爾為國內外華文媒體所轉載，如香港的《新聞天地》。而當年臺灣黨外一份名為《大時代》的刊物（陳陽德先生主編），還居然因為轉載《波士頓通訊》的文章而被警備總部查禁，可知當時我們在國外言論的尺度要比國內寬鬆許多。

也就在經國先生就任總統的同一個月，哈佛大學舉行了第327次畢業典禮，邀請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文學家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來校演講。我雖非當年畢業，也慕名前去參加。當天索氏以「一個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為題，強烈批判西方世界道德淪喪、媒體媚俗，對共產世界人民的苦難，麻木不仁，以致世界一分為二。當天座無虛席，他講了近90分鐘，其間數度大雨傾盆，卻無人離席，大家深受感動，全場掌聲數十次之多。我當天回家，立刻以「勇者的證言─追記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為題，撰寫長文，投稿《中央日報》，自6月24日起連續刊出3天，並有社論分析，在臺灣引起不少討論。7月間我返國參加會議，還應國民黨中央工作會議之邀，前往作專題報告。

民國67年（1978）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 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全國震動。次年，我在《聯合報》海外版數次投稿，其中一篇名為「歡迎民主、反對獨立」，就主張「臺灣要民主化，但不能走臺獨的路」，當時流亡在美的一位臺灣著名反對派領袖，也認為此一觀點可以接受。另外一篇名為「消除幻覺、自立自強」，評論美國總統卡特被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參議員指控違反憲法、不顧國會、單獨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訟案，提醒國人不要寄望於訴訟的勝利，而要自立自強，才有前途。另外，那一年我也在《中央日報》海外版寫過一篇「促進中國大陸的臺灣化」的文章，探討如何讓當時大陸留美學生了解臺灣經驗，帶回大陸。當時我在海外的言論，可能已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與重視。

肆、擔任秘書 躬逢其盛
民國70年（1981）1月，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出缺，希望延攬一位年輕海外學人出任。當時經由第一局前局長周應龍先生的推薦，馬紀壯秘書長及張祖詒副秘書長屬意找我。我原計劃畢業後留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後返國，到政大法律系擔任副教授，後來決定接受總統府的工作後就把實習時間減為半年，在民國70年（1981）9月回到臺灣。政大教職也改為兼任。

我在9月17日開始上班。約兩個月後有一天，美國在臺協會（AIT）臺北辦事處處長葛樂士（Charles T. Cross）邀請馬紀壯秘書長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馬秘書長帶我去作傳譯（順便替經國先生測試我的口譯能力），回來之後沒多久經國先生就召見我，這是我回國後首次見到他。那年他72歲，我31歲。

經國先生對我說，要我做他的英文秘書，並告訴我，因為現任的英文秘書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聞局長多時，公務繁忙，實在難以兼顧。經國先生還叮嚀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長請教。我立刻遵辦，向宋局長請益英文秘書工作的要領。就這樣，從民國71年（1982）1月1日開始兼任總統秘書，負責傳譯工作，並處理經國先生的英文函電。

記得第一次上陣，我有點緊張。走到經國先生與外賓之間的小板凳坐下的時候，因為身材較為壯碩（那時體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時候），膝蓋頂到小茶几，差一點把茶杯撞翻。我當時尷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狀況，真不好意思。後來秘書室盧守忠主任告訴我，經國先生特別交代他把小茶几與板凳間的空間拉開一點，以容納這位新來的胖秘書！

擔任經國先生的傳譯工作，不算太難。因為經國先生本身也懂英語，而且他說話不疾不徐，相當清楚。經國先生雖有浙江口音，但不濃厚。我擔任傳譯6年，只有一次聽錯。那一次經國先生談到蘇聯裏海邊上的城市巴庫（Baku），我聽成「白宮」，還好立刻發現跟上下文兜不攏，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國眾議員開口用俄語問經國先生問題，顯然他想引誘經國先生說俄語。經國先生不為所動，回頭對我說：「你請外賓說英文。」我遵辦後，那位外賓才死心，改用英語。

這6年間，我陪見的外賓有數百位，越做越順手。兩年後增加了一位記錄，就是空軍武官葛光越上校（後來他奉派到法國接幻象2000-5戰鬥機返國，成為空軍幻象戰鬥機聯隊的第一任聯隊長，後來做到空軍副總司令退伍），我們合作得很愉快，他來了之後，我的工作負荷減輕不少。經國先生那時候健康情形變差，已極少下鄉訪視。他刻意減輕我整理紀錄的工作，我想是為了要給我其他歷練的機會。果然沒多久，新的任務就來了。

民國73年（1984）6月，經國先生請沈昌煥秘書長通知我，接替陳履安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負責政黨外交。我聞訊惶恐萬分，因為當時我還不到34歲，家父也還是中央黨部考紀會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屬。當然，經國先生的安排，主要考量是為刷新國民黨百年老店的老邁形象。他用心良苦，我當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黨部以後，即經常與外國議員、學者及記者互動，說明黨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誤解， 舉行記者會次數為歷來最多，也經常出國參加國際政黨活動，建立聯繫。同時，也透過這些國際政黨組織如「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舉辦的活動，見到許多外國元首與政要，每次回國都會在中常會報告，讓大家知道國民黨跟外國友好政黨聯繫的成果。這項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黨數由40個左右增加到120個，也結交了數十位主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或政黨領袖。民國77年（1988）7月國民黨召開13全大會時，我邀請了66位外國政黨領袖來臺，這是有史以來外賓最多的一次大會，可惜經國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來，當時我擔任這項職務，透過外國政黨聯繫，深入了解國際政治實務、國際政黨組織與運作、我國外交與僑務工作，與當前國家處境，是經國先生給我磨練的絕佳機會，我非常珍惜，也十分盡力。當年獲得的知識、經驗與人脈網絡，到今天還受用無窮。

伍、經國之治 臺灣躍起
民國61年（1972）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開啟了16年的「經國之治」。民國61年到民國77年，成為臺灣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段期間國內外局勢異常嚴峻，考驗接踵而來，如中日斷交、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日斷航、中美斷交，但經國先生穩健地帶領臺灣度過每一次危機；經國先生也主導擘劃十大建設，帶領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每人平均所得從400美元增加到超過6,000美元，締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十大建設，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這段時間，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國留學，並未親身參與，故不在此深論。

民國73年（1984）之後，是經國先生加速推動臺灣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報禁、開放黨禁、國會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參與規劃，也見證了臺灣民主發展非常重要的幾個歷史關鍵時刻。

一、解除戒嚴 開放組黨
有一次，大約在民國74年（1985），經國先生突然找我去問：「『戒嚴』英文怎麼講？」我說是「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還有沒有別的意思，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臺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經國先生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我的推斷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將軍的建議。戚烈拉將軍是誰？他是二次大戰美軍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國西歐戰區指揮官倫司德元帥（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戰功顯赫。他1967年來臺擔任美軍顧問團第八任團長，是經國先生的好朋友，義大利裔美國人。他的太太曾是經國先生的英文老師，因此他跟經國先生很熟，兩人無話不談，不需要傳譯。戚烈拉將軍退伍後常來臺灣，也經常和經國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譯轉達。宣布解嚴前一年左右，他來了一封手寫的四、五頁長信，討論臺灣繼續戒嚴的利弊。他認為臺灣揹了戒嚴的黑鍋，其實對人民自由的限制並沒有其他真正戒嚴的國家那麼嚴重，因此他認為其實可以檢討還要不要繼續戒嚴。經國先生和他私交甚篤，他不會對經國先生講假話。那時我就覺得，從戚烈拉將軍的來信，到經國先生要我去查「戒嚴」一語的英譯，種種跡象顯示，經國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嚴。由於他見戚烈拉時，不需要我翻譯，他們談了什麼，我並不知道，但我推斷他們一定曾談到這個問題。果不其然，民國75年（1986）3月底國民黨12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改革中，就納入了「國家安全法令問題」的議題，其實這就是「解除戒嚴」的研究。

除了戚烈拉將軍之外，也有其他的官員以同樣的理由──戒嚴揹黑鍋，向經國先生建議解嚴。當時駐美代表錢復先生，就是其中關鍵的一位。錢代表當年3月底回國以中央委員身分出席三中全會之前，經國先生曾先召見。錢代表即建議經國先生解嚴，當時經國先生還在考慮。會後4月2日，再度約見錢代表，再聽了一遍必須解嚴的理由，他終於有了不同的看法。當年9月中，經國先生的三公子蔣孝勇先生奉命電告錢代表安排適當場合宣布解嚴，錢代表立即遵辦。

民國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時，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聞週刊》（Newsweek） 的記者，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陪見。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會面。經國先生沈穩地告訴外賓：「我們準備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負責傳譯的我，一字一句審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個人感覺猶如遭電流通過般的震撼，我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改寫臺灣歷史。」解嚴在當時雖已在研究中，並不完全意外，但是解嚴畢竟是歷史性的大事，當天宣布，還是造成極大震撼。而選在這個場合對國際大媒體宣布，讓全世界都能知道，時機對象都挑得非常合適。9個月之後，民國76年（1987）7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臺灣脫離非常時期，回歸憲政常態，終於邁出了一大步！為了紀念這段珍貴的歷史訪談，我在臺北市長任內的辦公室，以及現在總統辦公室外的會客室，都擺放當時見證這段歷史的照片。

經國先生宣布解嚴後，各機關忙著制定「國家安全法」。有一天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來問我，「到底將來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幾天後經國先生接見完外賓後問我：「有什麼事嗎？」我就向他報告，新聞局在討論這個問題，希望能請示一下。經國先生說：「既然要解嚴，當然就是越來越寬，不能越來越嚴，我們絕對不能換湯不換藥！」我就趕快告訴張局長，他聽了很高興。後來也印證了經國先生的談話並非隨興所至。他說過「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那一次我很感動，因為他態度堅定，語氣誠懇，一聽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二、法統疑義 國會改革
解嚴之後，緊接著就是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新陳代謝問題，也就是「國會改革」。對於國會改選，當時若干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並不贊同，因為他們認為他們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如果改選，國家就會失去法統。

民國76年（1987）7月初，李煥先生接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當時他要我負責規劃「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的幕僚作業，那時只是規劃推動資深中央民代的自願退職，作為改革的第一步。其實這個案子中央黨部早有承辦單位，但是李秘書長仍然堅持要我接下來，我冒著「踩線」的風險遵辦，一方面是長官命令，不便違抗；一方面也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就關心這個議題，義不容辭。

那年10月，經國先生健康已經大不如前，出席國慶大會都要坐輪椅。11月間，他兩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臥房跟他談話。那段時間，我去過七海寓所幾次，都是為了外賓訪問，在客廳擔任傳譯。這次卻不是去作傳譯工作。這也是我第一次進入他的臥房，房中擺設家具之素樸，到了簡陋的程度，令人驚訝。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惡化，又讓我憂慮，更是第一次他躺著跟我說話，使我意識到事態不尋常。他問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規劃得怎麼樣？」。我向他報告：大致順利，但有人提議增設「大陸代表」，以代表我國的大陸地區，引起爭議。經國先生當時問我：「英九，去查查看民國38年政府遷臺的時候，有沒有宣布我們在這裡還是代表全中國？」我當場就說：「我印象中好像沒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總統府公報，當年12月7日中央政府從成都遷到臺北，並沒有作過任何宣布。一週後，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還是在他的臥房，他還是躺在床上跟我談話。我向他報告查詢的結果，他說：「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不必再增設大陸代表。」 我當時聽了，真有說不出來的欣慰。因為我本身就反對在未來的國會設置大陸代表，因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如果能這樣做，為何36年前第一屆立法委員任滿時不做呢？為什麼要等36年呢？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人民絕對不能接受，所以我當然反對。經國先生的決定，解開了當時的一個死結。許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雖然不滿意，也不便大聲反對。如果他當時不是如此裁決，必然會造成極大的爭議，也必然使外界質疑政府推動政治民主化的誠意。

那天晚上離開七海寓所，抬頭看到滿天星斗，想到剛才經國先生的決定，內心充滿溫暖、舒暢與感動。要知道，我雖然只是一個秘書，但是我也在觀察經國先生對這個重大問題的決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確實作出了勇敢而正確的歷史性決定。經國先生不是憲法專家，但是他的憲法見解絕對不輸專家，讓人實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與睿智。

三、國大抗爭 最後一瞥
民國76年（1987）12月25日，經國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活動。當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大聲鼓噪。經國先生不受影響繼續致詞，致詞完畢，當他坐著輪椅離開時，我看到他回過頭對臺下的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那個眼神所表現的涵義，讓我當時非常震撼，也非常不捨，至今難忘。

19天後，經國先生就過世了。當時我想，國會改革案如果能早一點完成，也許就可以化解這些不必要的抗爭。但是這個案子當時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國76年（1987）7月李煥先生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後才交給我加速處理。 當時李登輝副總統是小組召集人，當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總統請示時，他就抱怨說：「這一年多專案小組都沒有開會喔！」主管部門耽誤的後果，也由經國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難過與不平，其理在此。經國先生逝世後，李秘書長帶著我到處去說明這個方案，儘管有些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砲聲隆隆，中常會最後還是通過了改革方案。事後想來，如果方案早兩個月出爐，也許可以避免行憲日當天的衝突。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心中難安。

寫到這裡，想起一個感人的小插曲。研商國會改革的那一段時間，媒體有一些報導，說我飽受若干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壓力云云。有一天早上我到家對面的興隆公園去跑步，跑完正要離去，突然有一個小男孩，手上拿著一張紙條送給我。我接過來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寫著：「謝謝你最近推動的改革，我們小老百姓都支持你，加油！」沒有署名。我立刻問小男孩，是誰要他送來的？小男孩笑著指向遠處一位女士。我跟她打了個招呼，就趕去上班了。那一天，心中很篤定，因為我知道，我跟多數的民眾站在同一邊。

民國77年（1988）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報禁，報紙發行張數及內容不再限制。這項改革社會共識甚高，所以執行爭議不大。大家都感覺到民主改革的氣氛出來了，但沒有想到，13天後經國先生卻離開人世。當時舉國哀痛，一般人民懷念他推動十大建設，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知識分子則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臺灣政治變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對他極為肯定。

四、開放探親 兩岸融冰
經國先生晚年另一項為人所稱道的政策，就是開放臺灣人民到大陸探親，體現人道主義，為轉變中的大陸政策邁出重要的第一步。這項工作，我也曾參與規劃。

民國76年（1987）年3月間，在一次外賓傳譯工作結束後，經國先生突然問我：「英九，有沒有什麼事情？」我回報：「最近趙少康、洪昭男等委員在立法院質詢，建議政府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其實現在每年都已經有一、兩萬人經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陸探親。但也有一些老兵不願意違法，穿起身上寫著『想家』的長袍遊街請願，很令人同情。」經國先生聽了就說：「這件事你去向張副秘書長報告。」當時我立刻告退，然後去見張祖詒副秘書長。他告訴我，經國先生已有指示：基於人道精神，政府應立即規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要我們先來規劃。原來經國先生早就想到此事。當場我們依照指示要點，諸如：政府與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原則不變、開放探親採取「人道原則」（可以探親、通信與通話）、「民間辦理」（由兩岸雙方紅十字會安排）、「間接方式」（往返經過香港）等等，擬出一個計畫，經反覆討論，於當年6月4日清稿後，呈報給經國先生。 經國先生批交中央黨部成立的一個專案小組處理，然後再經小組多次集會討論，提報中常會在9月15日通過。然後行政院也在院會通過本案，11月2日正式實施。海峽兩岸隔絕38年，臺灣人民終於可以到大陸探親了。開放探親，不但為兩岸失聯近40年的親人提供團圓的機會，也為兩岸關係解凍踏出歷史性的第一步。這個政策，叫好又叫座，在國際社會也獲得極大的肯定。　

這個案子當時極為敏感，必須絕對保密，所以我把卷宗鎖在我個人專用的鐵櫃裡，親自處理，絕不假手他人，連機密打字員都不知道此案。卷宗上書「潁考專案」，這是我取的名字，這個名稱出自《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的歷史典故：春秋時代的鄭莊公，出生時母親姜氏難產，遂不為姜氏所喜，而姜氏溺愛莊公之弟共叔段。後共叔段謀反，為莊公所敗，流亡國外，姜氏亦遭幽禁。莊公甚不諒解這位偏心的母親，曾發毒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但君無戲言，如何解套？最後經由知名孝子潁考叔的巧思安排，挖地及泉，母子倆終於在地下隧道中相見，和好如初，化解一場人倫悲劇。我用這個親人團聚的歷史典故，作為大陸探親專案的名稱，覺得十分適宜。
　　　　　　　
陸、突然辭世 風範永存
1988年1月13日下午，經國先生辭世，我非常震驚，因為前一天下午我還在臺北賓館向李登輝副總統領導的專案小組報告國會改革方案，準備在第二天上午中常會向經國先生報告，沒想到經國先生並未出席中常會，當時我們就覺得有異樣。下午1點左右，經國先生因大量吐血而辭世。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都感到有如晴天霹靂。儘管知道他身體不好，也沒想到會這麼快。當時總統府忙著安排新總統宣誓就職、安定政局、籌備國喪等幕僚作業，一直持續忙到午夜時分才告一段落。那時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感覺，呆坐在辦公室裡，突然想到自己追隨經國先生工作快7年，竟然沒有跟他要過一張合照的照片。我就跟劉垕局長說。他回答得很有智慧：「英九啊！你和他不知道照了多少照片了，你還不滿意啊！」他指的就是接見外賓時的照片。那時想想，也對，工作這麼久了，何必在乎一張照片呢？
經國先生對臺灣的付出極多，他公祭前我看到李總統送的輓聯，寫得非常感人：

「厚澤豈能忘，四十年汗盡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遺言猶在耳，億萬人水深火熱，誓一心一德早復中原。」

民國77年（1988）1月30日公祭當天，家父鶴凌先生奉派擔任宣讀祭文的工作。他國學根底深厚，獲此機會，深感榮幸，特別勤加練習。當天他讀得抑揚頓挫，感情豐富，當他讀到下面這一段時，現場多人啜泣落淚，我也是其中之一：

「其任勞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嘔心瀝血者垂四十載，其所樹立，實來者之典型。」
　
1月30日經國先生靈櫬奉厝大溪頭寮。2月初我就匆忙趕赴美國參加國會祈禱早餐會，返國後再到頭寮祭拜經國先生。那天望著經國先生的遺照，想到7年來他對我的知遇栽培之恩，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失聲，不能自已。尤其憶及行憲紀念大會上的那一幕，更有椎心之痛，對國會改革未能儘早完成而再次深感遺憾。

經國先生是一位前瞻、魄力的領袖，他曾說過，「權柄，很容易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可見經國先生對權力的使用多麼慎重。而他也說過，「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做總統」，為推動民主化、本土化立下典範。

當他決定解除戒嚴時，遭到不少人反對；而他決定開放組黨、解除報禁、開放探親、不設大陸代表，全都是重大的決定，也不是沒有雜音。我們幕僚可以體會他那時的心境和遭遇的困難，但是看得出來，他每一次做決定，都是很自信、很堅定。總是不疾不徐地告訴我們，他要做什麼。對我來講，是一個學習典範，一個改革者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他卻必須睿智、勇敢而堅定。

柒、巨人肩頭 承先啟後
就一般人民的看法，先總統蔣公對臺灣的貢獻有三：光復臺灣、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而經國先生最大的貢獻，則在建設臺灣。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比他的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由十大建設、十二項建設、十四項建設陸續的推動，經國先生將先前蔣公在臺灣20多年的建設全面更新升級了。經國先生的貢獻，是臺灣向上提升的基礎，我們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進，是我們最大的優勢。而他當年處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做法─擴大公共建設，不正是目前世界各國處理經濟危機的對策嗎？

在另一方面，經國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大力推動解除戒嚴、黨禁，開放大陸探親，解除報禁，推動國會改革。臺灣憲政常態得以逐步恢復，兩岸緊張關係從此開始解凍。這些改革，對臺灣影響重大。過去21年來，臺灣歷經5次國會全面改選、4次總統直選，也經過2次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歷史的里程碑，邁向成熟。而兩岸關係的改善，為臺海的和平與繁榮帶來曙光，為我們的子孫，大幅降低戰爭的威脅。這些發展，可以見證經國先生當年決策的遠見與智慧。

經國先生給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要多接近民眾，永遠跟民眾站在一起，以及任何的決策都要以民眾福祉為依歸。去年5月，英九為全民所託，承擔國家領導重任，每當想起經國先生的卓越領導與重大貢獻，就更加堅定我「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因為這項理念也正是經國先生為臺灣這塊土地奉獻的寫照。英九相信，只要我們傳承經國先生這種親民愛民的精神，大家精誠團結，勇敢前行，臺灣一定會有更美好的將來。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經國先生最大意義之所在。